和”已经不需要争论了，拿破仑三世只需要证明自己比奥尔良家族更加愿意、也更有能力搞阶级调和就可以了。
同时，在那一段时期，经过了30-40年代一系列革命，原本欧洲各国沉闷的群众又重新被点燃了，不光是热血激情的大学生们，就连一向对政治非常冷漠的小店主、商人群体，也积极地投身于政治当中，要求扩大自己的政治权益（其直观的表现就是争取投票权）。
英法普就成为了这一轮政治狂潮的典型代表，其结果就是英国发生了席卷全国的宪章运动、法兰西出现多次街垒革命。而普鲁士，则诞生了《莱茵报》和它那个最著名的编辑，最终以1848年席卷全欧的革命狂潮作为结尾。
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拿破仑三世不必费心跟别人论证社会主义好不好，他只需要论证自己想要的社会主义才是最有可能实现的就行了。
而艾格隆现在面临的局面却大为不同。
现在是1829年，整个欧洲刚刚走出战火，大革命的火光被刺刀所熄灭、欧洲被神圣同盟的枷锁捆住，而人们也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当中筋疲力尽，几乎丧失了对政治事业的激情。
在这种普遍性的情绪之下，想要照搬拿破仑三世的经验自然是完全不可行的，恰恰相反，如果艾格隆自己鼓吹社会革命的话，反倒会让他陷入被神圣同盟所痛恨的境地，也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。
对于这群劫后余生、对宏大理想已经毫无热情的人民，艾格隆讲那一套思想并没有太多意义，想要打动人们，他必须去讲更加实际、更加贴合每个人自身利益的东西。
正因为了解这一点，所以他把着重点放到了扩大选民范围，以民意来决定国体上面。
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——“波拿巴就是普选制！”
这个口号足够打动人心，不过，它能够打动的主要还是城市贫民以及工人阶级，他们受过一定教育，并且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和工厂当中，能够切实感受到各种思潮的洗礼，也明白自己政治权利的重要性。
但是在另外一边，还有一个人口同样庞大、却整个沉默无声的乡村。
人数众多的农民群体，被束缚在了土地上，整日的劳作让他们无暇、也没有兴趣去关注外面的世界，对一切政治思潮都敬而远之，他们往往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城里人时髦玩意儿（而且往往有害），选举权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可有可无的新鲜玩意儿，他们的精神世界往往和千百年来的祖先一样，宁可停留在教堂当中。
想要打动这些人，就得玩点新花样了。
拉近和教会关系，是一个可行的办法。
因为在过去给教皇送了大笔的贿赂，所以艾格隆和罗马教会的关系不错，教皇甚至多次公开夸奖他“驱逐异教徒”的义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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